解放前上海一条街站700多妓女，民国娼妓业为何空前繁荣？

清中期之前，全国的宿娼狭妓之风被限制得很死。满清入关后，顺治帝两次下令废除京师的教坊和女乐，北京的官妓（官府承认并管理的妓院）基本被废止。等康熙帝继位之后，沿用其父“禁娼”的政策，逐渐取缔了各省的官妓，官员宿娼或者纳妓为妾皆为重罪，只剩下偷偷摸摸的暗娼。咸丰死后慈禧和慈安两宫掌权，大清相关律法逐渐松动，直到了晚清“官妓”制度重新确立后，北京城从“几无妓竂”变成“妓风大帜”，娼妓业在中国再次兴盛。

民国建立之后，狭妓之风不仅没有被抑制，反而如艳火燎原般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妓馆林立，从业者数量突飞猛进，没几年就发展到了让人瞋目结舌的地步。据1931年的《社会科学杂志》统计，1917年全北京有406家妓院，共有公妓3889人，除了登记在案的妓女，还有暗娼，杂志当时保守估计有7000多，加起来估计有1万人左右，而北京城当时所有女性加起来才有不到30万人，也就是说30个人里就有一个妓女。

十里洋场的上海更是不遑多让，1920年上海工部局组织的“淫业调查委员会”统计，上海明妓、暗娼加上女招待、舞女等各类变相妓女的数量估计在6万人左右。直到解放后，上海市委统计登记光在册的妓女就有7000多名，加上不登记的暗娼估计在10万人左右，以妓院为核心的娱乐产业从业者更是达到30多万。

说个例子，上海刚解放不久之后，陈老总和市政府的一个处长乘车在上海了解民情。车子从四马路走到爱多亚路口总共1公里的路上，这位处长边走边数，最后报告说一共站了764名妓女。

不仅是大城市，就连石家庄这样的中等城市也是“蝶飞凤舞”，据1948年石家庄档案馆的数据披露，日伪时期石家庄共有妓女3000人，而当时石家庄总共才20万人。

不仅规模越来越大，整个“花界”的体系架构也是越来越完善，妓院和妓女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解放前北京的妓院分为4个等级，头等叫“清吟小班”或者是“大地方”，接的都是军政要员，大商人等身份尊贵的人，如果冯庸想带着张汉卿去乐呵乐呵，那肯定是去这种“大地方”；二等叫做“茶室”或者是“中地方”，顾客也是有钱人；三等叫做“下处”，小地主，小商人最愿意去；最次一等叫“窑子”或者是“小下处”，这里的妓女被称为“窑姐”，来的一般都是平民老百姓。不同的妓院对应不同等级的妓女，姿色和才艺也是逐次下降。

当时京城最著名的行业聚集区当属八大胡同，这里云集了一大批一二等妓院，出名的有潇湘馆、莳花馆、兰香班等，赛金花、小凤仙这样的名妓就是从这里名满京城的。

上海分得也很细，最高等的叫做“长三书寓”“长三堂子”，简称“长三”，里面都是有才艺姿色上上选的年轻女子，在这里喝茶要交三个银元，陪酒三个银元，留宿也要三个银元，因此得名“长三”。次一等的叫“幺二”，再次的叫“咸肉庄”等等。

这些都是在册的妓院，需要向政府交税，接受监管，还有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妓院，北京叫“暗门子”或“半掩门”，上海叫“私门头”，接的都是熟客，平时神不知鬼不觉，很难抓到现行。

不仅等级划分明确，配套也是越来越完善，有实力的妓院同时开设大烟馆和赌场，拼命榨取窑客们的每一分钱，成为名副其实的“销金窟”。

与此同时，为了在乱世里找靠山维持经营，并方便买卖人口，“娼”还和“帮”勾结在一起，比如当时上海流行拜“十姐妹”，也就是10个青楼女子找一个青帮大哥当靠山。青帮大佬黄金荣的妻子林桂生“阿桂姐”，当年就是一个年轻的老鸨子，在赫赫有名的“青帮十姐妹”里排老三。

黄金荣

娼妓业，在民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之势。

旧中国五毒——骗、赌、帮、烟、娼，娼不仅作为其中之一，而且和其他四个毒相互融合，其危害性巨大，新中国成立之后，自然成为了整治重点，迎来了狂风暴雨般地彻底打击。

北京是雷厉风行关闭了所有妓院，而因为担心几十万人同时失业造成社会动荡，刚解放的上海节奏要慢一些，先是鼓励妓院自行关闭，随后在1951年11月又彻底取缔了上海所有的妓院。

中国古代把人分为上中下三个“九流”，“下九流”指的是“衙差、梆（打更的）、时妖（巫婆）、打狗、脚夫、高台(唱戏的)、吹(吹鼓手）、马戏、娼妓”，娼妓是下九流中的最末流，是整个中国社会中底层的底层，千夫所指，万人不耻，但新中国对这些失足妇女表现历史上罕见的宽容和关怀，甚至连歧视都没有，个中缘由让人唏嘘不已。

解放后各地政府把这些失足妇女们都收容在一起进行教养感化。首先是为她们检查身体，给她们治病。旧中国的妓女大部分都患有性病。北医大的院长带队给北京收容的妓女们检查治疗时发现，除了卖艺不卖身的“清倌”，所有接客的“红倌”人人带病，上海收容的4000多名妓女，70%患有梅毒。

为了给她们治病，新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和财力。治疗性病需要盘尼西林（青霉素），但当时新生的政权被外界封锁，青霉素需要从香港转进口，而且价格昂贵，但政府当时专门拨珍贵的外汇进口药物为学员们治病，用陈老总的话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解放后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让情况雪上加霜，战场上急需青霉素，但陈老总当时又发了话，“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

北京也是一样，56个医护人员为上千名学员治疗，护士们每天要给800多人注射青霉素，手上都磨起了泡。一共两个化验员，每天不停用显微镜看片子，看得眼睛都发肿。

不光是人力，财力也是负担，病情轻一点的学员几个疗程下来要花100元左右，疗程长的治疗费可高达千元以上。

新政权不仅要救治这些学员的身体，更要从精神上让她们获得重生。头一件事就是把她们的成分定为“城市贫民”或“游民”，把她们划入“人民”内部，这是非常好的成分，明确了她们“受害者”的地位，而非划归于“地、奸、特、反、坏”等革命对象，让她们在新社会有了挺起腰杆子做人的基础。

为了尊重她们，不叫花名和艺名，统称为“学员”，但当时把这么多妓女收容在一起，一开始的时候真叫乱成一团。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抵触，没几天就开始寻衅闹事，天天撒泼打滚破口谩骂，有的嫌饭不好吃，说自己过去吃的都是“谭家菜的狮子头，全聚德的烤鸭”，现在天天吃清粥，根本不是人吃的饭，还往饭盒里吐痰。

有的嫌穿的差劲，说过去自己穿的缎面软鞋、貂皮大衣、鸿翔的旗袍，现在穿大棉袄粗布鞋，是对自己的虐待。到了晚上更加热闹，以前是上班时间，现在是过去不同等级的学员住在一起，闲得难受，就开始斗嘴，谁也瞧不起谁，互相争锋斗艳，你一句“烂货”，我一句“脏货”，她一句“贱人”，经常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薅头发扯衣服，闹得鸡飞狗跳。

更要命的是当时一些潜伏袭来的敌特分子开始散布谣言，说收容她们是为了把她们卖到西伯利亚去，打台湾的时候要把她们绑起来，走在最前面趟雷，这一说如火上浇油一般，一下子炸了营，学员们文的武的一起来，会武的对工作人员拳打脚踢，抓挠撕咬，搞文的开始拒绝睡觉，绝食静坐，性子烈一点的拿起栓裤带往房梁上一扔，准备用上吊自尽来威胁工作人员放她们出去。

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工作人员找她们一个一个地谈心，了解她们的身世和经历，引导她们倒苦水，拉近双方的距离。光谈心还不够力度，对妓院老板、老鸨子和领家（往妓院里拐卖小女孩的）的严厉批判和镇压才是重头戏。批斗现场让学员们当场控诉老鸨们灭绝人性的罪行，在场的人群情激愤，喊着要枪毙老鸨。这群人民公敌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一下子让学员们认清形势，真正开始相信新政权是为了帮助她们。

安抚了学员们的情绪之后，鉴于她们中的大部分是文盲，干部们还安排给她们上文化课，教她们识字，并同时开始培训一些缝纫、织袜等谋生手段，就这样一点一点感化了她们，让学员们开始自尊自爱，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为什么新生政权对最底层的妓女们不仅不歧视，还如此关心爱护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清末到民国，旧中国会出现数量如此庞大的性工作者。

或者换个说话，这些妓女的来源是什么？

民国农村的崩溃

毫不夸张地说，从宣统退位，民国成立到解放前这个历史时期，对于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而言，是几千年来最黑暗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农民所承担的税赋逐年加重。民国时期农业税叫土地税，也叫做田赋，分为正赋和附加赋两部分，正赋指的是农民收成里上交的部分，附加赋指的是各种杂税，比如车税、烟酒税、印花税等等，也叫“捐”，苛捐杂税的“捐”。

先说正赋。田赋是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从民国17年中央地方实行“分税制”以来，田赋的税收比重逐年增加，比如江苏省的田赋收入占总财政收入在40——59%之间，正因如此，田赋的税收逐年加重，就比如《大公报》1933年统计，陕西省的田赋比国民党执政之前多了25倍。

这些钱哪里去了？

首先是当军费了。清朝灭亡后各地群雄割据，全国大小军阀多如牛毛一般，一个北洋还能分出直奉皖三个派系，更别说四川等其他地方。各地军阀赛着高地购买军火，扩充实力，互相攻伐，因为他们知道，有枪杆子才有地盘子。

国民政府为了完成统一，更是积极扩充军备，据民国政府财政部的报告，1928年军费是21000万元，到了1931年就增加到30400万元，3年就增了50%，到了1933年飙升到37300万元，整个20-30年代，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总开支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

花费如此之大，对旧中国这样的农业国来说，这笔费用绝大部分只能由农民承担，但农业每年产出的价值剩余很有限，所以为了能满足军事开销，国民政府和其他地方割据政权只能继续加税，不仅如此，预征田赋的情况开始普遍起来。

所谓预征田赋，就是把来年甚至以后几年的税都收了。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少的提前交个两三年，寻常的的早收个四五年，最极端的是四川，1926年已经将田赋收到了31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到了抗战之后更是骇人听闻，将田赋预征到1987年。

《让子弹飞》里的汤师爷的那句：“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了，也就是西历二零一零年。”

在民国，这不是一句玩笑话。

就算这样收，钱还是不够用，那么正赋收不上来，就只能多收附加赋，也就是捐。

民国时期的附加税种类多如牛毛，除了上文提到的车税、烟酒税等，还有牙税、畜税、婚姻税、皮毛税、戏捐等等，一般的地方有几十种，有的地方甚至能到147种，苛捐杂税不断，可谓税上加捐，捐上再加捐。

其中最要命的还是兵差，兵差当然还是用作军费，只不过不像正赋那样通过农民收成的比例来缴，而是随意摊派，据《中国田赋问题》统计，二三十年代和平地区的兵差一般为正税的三倍，而战乱地区可达到23倍。

也就是说收上来的正赋有一部分用作军费，但附加赋里的兵差费用比正赋更大。

有时连附加税都不够用，各届政府只能向西方列强贷款，北洋的时候就不说了，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国民政府一共举借大小外债34项，债务总额保守估计达15.7478亿美元，利率在1.5%到5%之间，虽然比晚清和北洋时期的利率低，但还息的负担还是压在农民阶层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底层农民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生存越发困难，大量佃农和自耕农破产，买儿卖女的事情变得多了起来。

但如此严重的税赋对农民阶层来说还不是最要命，更为严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稳定的小农经济，真正让中国广大农民阶层走向了衰亡。

从晚清开始，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而是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员。

小农经济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自给自足，农民通过在土地上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满足自己一家的生活，即使有别的需求，也可以通过交换的方式换取一些有限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比如棉布、铁锅，广大农村也因此存在一定数量的初级手工业者，比如铁匠、篾匠、补锅匠。

“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男耕女织式的生活方式虽然落后，但有其特有的稳定性，很少和生活区域外的世界发生交换，绝大部分人一辈子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因此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呈现一种稳态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一直处在一种内循环当中。

但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慢慢开始参与到全球大生产中去，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所谓殖民地，其实就是生产原料的提供方和商品的倾销地。

举个例子，清末之后，有的地方的农民放弃种植价格低廉的粮食，转而生产各种经济作物，比如民国期间，河北的棉花种植数量飞涨，最多的地方种植面积达到了总耕地面积的30%。我们山东也是一样，除了棉花还开始种植花生，从1920年的200万亩增加到30年的500万亩，多的地方能达到总耕地面积的50%，山东的花生很多通过青岛出口到法国等其他国家。

另外还有东北的大豆，广东的蚕丝，都是一样。

这种变化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农业结构，农产品大量商品化，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必须与外界接触才能获取收益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卖出自己的收获，换取金钱来购买生活用品和粮食。

因此，小农经济的那种稳定性消失不见了，潘多拉的盒子被殖民主义打开了，一些罪恶的东西逃了出来。

其中，旧中国的金融和商业就是两大祸端，通过农民与外界发生交换的机会，开始大量吞食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让农民彻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先说商业，清末之后中国的商业开始繁荣，逐渐出现了城市，大量洋货开始进入中国，并借着完成工业化的优势，以优良的品质和便宜的价格迅速摧毁了中国萌芽之中的民族工业，一战爆发后民族工业获得喘息之机，但战后又被西方打压，生存举步维艰。

费孝通先生说过，旧中国的城市非但没有吸纳农村已经高度过剩的劳动力，反过来通过向农村销售洋货的形式，摧毁了部分乡村手工业，而手工业是农民在农闲时重要的经济来源，“现在到乡村里去看，已经没有多少人家自己纺织纱布了”。

如此一来，农民失去了一部分重要的收入来源。

于此同时，居住在城市中的地主阶层将从农村收来的收益购买洋货，使中国的都市成为西方国家商品的倾销地，大量财富外流。

这还不算，商人为了能赚取更多的利润，会采用各种方式盘剥农民，比如用价格的季节差，欺诈的手段压低农产品价格，在份量上压低斤称，索取佣金，转嫁税款等。比如各地的米行，在秋收时尽量压低米价，但在青黄不接时又高价出售，而弱势的农民往往只能被动接受。

再比如商人们通过控制市场供求关系，让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从而谋取暴利。陈瀚生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书中记载，广东顺德有50万蚕农，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因为丝价太低不及往年1/5，工料也不足以抵债而全部停工，逼得全县20万女工无路可走，只能去广州当佃工或者卖淫当妓女。

过去历朝历代，皆视商人行商为洪水猛兽，极力贬低商人地位，比如朱元璋不许商人穿绸缎，天下四行，士农工商，商排最末，都是为了打压商业，因为在封建农业国家的统治阶层认为，商人行商会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从而威胁到政权的安全，从民国的教训来看，在缺乏严格法律监管的前提下，这种做法确实有一定道理。

《大明王朝》里“改稻为桑”的悲剧，在民国每天都在上演，电视剧里是官商皇商在搞，好歹还讲究个朝廷体面，民间的商人可管不了这么多，还嫌钱来得不够快，只会用更损更快更暴力的方法积累财富，这个办法就是金融贷款。

向农民发放高利贷，直到把农民彻底搞破产为止。

在税赋不断增加和收入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农民尤其是自耕农和贫困的佃农要维持农业生产，有时候要借债购买如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粮食、油盐等生活资料，尤其是大灾之年更是如此，这就给了高利贷可乘之机。

民国的高利贷能泛滥到什么地步？

根据1947年《统计年鉴》统计，过去放高利贷的一般是地主和商人，再者是典当行和钱庄，但从抗战开始后，银行的放贷占比一直攀升，到了1946年，银行的高利贷占比已经成为第一，也就是说连正规的金融机构都下场了。

官僚、地主、商人与金融资本勾结在一起，给了原本已经衰败的农村最后致命一击。

不管是借实物还是借钱，民国时期高利贷的利息极高，比如山东的“青麦利”在青黄不接时农民借粮，两三个月后要“借一还四”，这还算少的，有的地方甚至要“借一还十”。

举个真实案例，1941年我们青岛平度县三合山东官亭村一个叫张洪民的人向地主借高粱一斗（100斤），约定麦收后还麦子2斗，但是当年歉收，拖到第三年变成了一石四斗（一石是1000斤），最后本息成为借粮数的十几倍。

借钱更是如此，各地的利息在3-5分每月，最多的能到10分利，而且是“驴打滚，利滚利”，解放前胶东流行一种借贷方式叫“放戛钱”、“蹦钱”，还款期限很短，按期不能交还本金利息，过一天本利翻倍，再过期不交加两倍。

而农民借高利贷，往往都要以土地、房产作为抵押，基本没有信用贷。这样做对债主绝对是划算的，我不仅能收高利息还不担风险，一旦农民还不上款就更高兴了，花一点钱就能将几亩地划归到自己名下，一本万利。

举个例子，抗战期间昌邑县有一个伪区长叫于东华的，四年间用高利贷的手段，掠夺了农民高达1800亩的土地。

如果连地都没有就“压妻女”，借钱后让妻子孩子来债主家干活，如果在债主家生了孩子，孩子归债主，还清了钱归还妻女，孩子留下，还不了人就都被债主收了。

生逢大乱之世，农民借贷的情况极其普遍，比如1934年山西平顺县农户中有80%的农民负债，平均一户负债73元。就连南方富庶地区也是如此，《浙江省农村调查》在民国十九年做过统计，全浙江80%的农民都有负债，几年后有对金华等几个县又做了复查，发现依然有58.8%的农民负债，鱼米之乡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不用多说了。

借高利贷是榨取农民财富最残忍却又最有效的手段，我相信每个借过高利贷的人，都能体会到那种“月月还钱，但窟窿越来越大”的绝望，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卖儿卖女，抵押房产田产，或者痛快点来一个自我了断。

山西省的最高长官阎锡山曾经说过：“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

这就是民国时期，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

这就是很多女明星，文人心心念念，做梦都想回归的“民国”。在他们眼里，民国是穿着灰呢西装，穿花扶拂柳间潇洒的大家公子，是坐在斯蒂庞克牌轿车里的身着笔挺的儒雅军官，是拿着骨扇穿着旗袍，脖子上坠着珍珠在剧院看戏的豪门贵妇，是坐在沙龙里拿着描金骨瓷小碗喝咖啡的大学教授。

而那些在闹市里给孩子头上插标，卖儿卖女的农妇，那些在上海灯红酒绿的闹市里被冻死，早上才被发现的“路倒”，那些抱着债主大腿，哭嚎着想要再宽限几天的庄稼汉，他们视而不见，也不想见。

但总会有人看得见。

其实我写民国的娼妓业只是一个引子，让大家了解民国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阶层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目的。

在无数农民破产的背景下，很多人只能卖掉自己的女儿，或者让女孩们去城里自己找出路，农村活不下去了，除了去城里，还能去哪呢？

可去了城里，举目无亲，自己又大字不识，男人们好歹有把子力气，当个苦力混口饭吃，女孩又怎么养活自己呢?

这就是民国娼妓业如此繁荣的血淋淋的真相。

1948年石家庄解放后，市里对本市的77名妓女做过背景调查，因为贫穷实在走投无路下海的有38人，逃荒来的有12人，来城里被人贩子以招工的名义骗到妓院的有19人，被日寇和汉奸人糟蹋，怕被别人知道下海的有3人，这加起来就有72个人了。

北京市的调查结果也是一样，她们中的80%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几乎都是从农村来的，被逼到没办法了，才卖身或者直接被骗到妓院里的。

这些农村来的女孩进入妓院之后，换来的却是更悲惨的非人虐待，我看材料的时候看得头皮发麻，要不是学员们自己的口述，小说也写不出来，不想说太多，就说一个案例吧。

为了惩罚得罪了窑客或者是逃跑的学员，老鸨子专门发明了一招，叫“雨打梨花”，把一只猫放在这人的裤子里，把裤腿全部扎紧，然后用沾了盐水的皮鞭使劲抽这只猫，只打猫不打人……剩下的各位看官自己脑补吧。

当时北京市政府专门找了人，把她们的身世排成了话剧，让她们自导自演，在礼堂演出的时候几乎人人落泪，据当时看过话剧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回忆：“从没看过这样的场面，演戏的看戏的哭成一片，我也看过《白毛女》，可看她们演的戏比看《白毛女》要难受的多。"

正是因为看透了民国娼妓业繁荣的本质，代表底层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才会付出极大的努力，发自真心地爱护这些被生活所迫，无奈下海的农民和城市女子。

所以大家就能想象，当整个社会没有人把她们当人看，有这么一股力量出现了，给她们治病，教她们知识，培养她们生存技能，甚至为她们安排工作、婚姻、找出路，为她们找回尊严，让她们重新挺直腰杆做人，这些学员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她们中的一些人听到把原本给志愿军的青霉素先给她们用时，很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立马提出去棉花厂工作为志愿军弹棉花做棉被。当她们了解到所有治疗费用都是政府报销，声泪俱下，说错怪了工作人员，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好人。

在长时间的接触下，这些学员真正明白了谁在真心帮助她们，于是很多人开始觉醒，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回报新社会，比如上海的900多学员，主动提出去边疆搞建设，去国营农场参加生产，有很多人最终成为了劳动模范，到1960年的时候6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还有10人入了党。除了从事生产工作的，有的学员还去了医院和剧院等公共服务部门。

这就叫真正的不歧视。

而正是因为一直秉持着这种信念，新中国才有了今天这种成就，而没有成为第二个印度。

最后一个问题，谁是旧中国乡村衰败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虽然买办和地主已经基本消失，但主子没变，只是换了附庸而已。从鸦片战争以来都是如此，到今天也是一样，无非更隐蔽了而已。

比如，是谁不想让中国人吃海鲜来着？

参考书籍：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费孝通《乡土重建》

王书奴 《中国娼妓历史》

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